《杨君访谈媒体人物》、《杨君访谈国际媒体》介绍

媒介、思想、碰撞，当今媒体风云人物，谁在说?作为北京广播学院电视传播学专业第一位传播学硕士研究生，杨君坚持传播学研究达26年之久。

杨君1990年成为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传媒学专业第一位硕士研究生，1992年因品学兼优成绩优异获得国家教委研究生奖学金和三台奖学金研究生毕业分配到中央电视台工作，以媒体评论员的犀利笔锋撰写大量以媒体为内容的调查及评论，首次提出电影具有媒体属性的观点，同时指出应将媒体的范畴包含八大传播媒介——电视、电影、广播、报纸、杂志、图书、音像、网络等。提出以媒体事件中的典型人物作为研究个例来纵向集纳考察中国及世界媒体发展的观点，并加以成功实践。

《杨君访谈媒体人物》、《杨君访谈国际媒体》是我们准备了三年之后隆重推出的国际国内几百位媒体顶尖人物的大型访谈，以前沿、客观、发展、国家、国际的眼光考察中国媒体走向，有权威人士预计该访谈的推出和媒体人物的成功思想将对中国媒体发展产生积极的推动和影响。

嘉宾简介

王兰柱，央视—索福瑞媒介研究有限公司（CSM）总经理。二零零零年开始，王兰柱在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任兼职教授；任中国企业联合会、广告主工作委员会专家顾问；任中国受众研究会副秘书长。一九九八到一九九九年，在著名的澳大利亚蒙纳士工商管理学院读在职工商管理硕士(EMBA)。于二零零三年始在中国传媒大学攻读传播学博士学位，并于二零零六年获博士学位。

一九六四年出生于内蒙古，一九八二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贸易专业学习。一九八七年毕业，获经济学学士学位，同年分配到对外经济合作贸易部国际贸易研究院工作。主要从事市场调查及引进外资的工作。全面参与了八十年代中期，经贸部有关进一步改善外商投资环境的研究。一九九零年起，独立主持国际贸易研究院贸易发展中心工作，为数家国际知名大公司与中国的合作提供投资咨询服务。

一九九三年，加盟索福瑞集团TNS(中国)公司，任总经理。为国际国内公司提供专业市场调查，投资咨询服务。一九九六年，积极推动、促进了索福瑞集团与中央电视台央视调查咨询中心的合作，组建央视-索福瑞媒介研究有限公司(CSM)，并担任总经理。积极组织，参与宣传，普及媒介调查知识，推动全国电视收视调查的统一，规范和应用；为改进中国电视节目质量，提高节目编排水平，创造电视广告良性竞争环境作出了重要贡献。

央视索福瑞媒介研究有限公司（CSM）是中国领先的广播电视受众研究机构，成立于1997年，由央视市场研究（CTR）与法国索福瑞集团（现Kantar集团）合资组建，专注于电视收视率、广播收听率及全媒体视听调查服务。

中国广视索福瑞媒介研究有限责任公司(CSM)在电视收视率调查、广播收听率调查、体育与媒介研究和全媒体研究等多项领域拥有近30年的行业经验，为中国大陆地区和香港传媒行业提供可靠的、不间断的视听率调查及全媒体研究服务。

近年，CSM结合市场需求和行业新技术，同步开展媒体融合传播效果研究，收视数据与消费数据融合研究、音视频版权监测与评估等多元化业务，在原有数据调查服务上全线升维，将视听数据与新媒体数据产品集群统一整合，构建完善、强大的全媒体媒介研究产品矩阵。发布了世界领先的测量解决方案：全媒体视听同源测量，突破测量技术与视听场景边界，实现对内容全媒体综合传播效果的评估；推出融合媒体数据云平台V+Scope, 综合多渠道新媒体大数据，帮助各媒体机构更好地了解新媒体领域，占领移动传播新阵地。

同时，公司坚持在社交媒体研究，实时收视率研究，时移视听率等成熟产品上提供更为优质的服务；在OTT/智能电视/IPTV等领域，深入拓展大屏跨平台收视研究，开展TV+IPTV同源收视测量。秉持“诚信为公，中道致正”的企业精神，CSM将进行持续不懈的业务探索和市场开拓，打通全媒视界，领先多屏测量。

王兰柱：数字时代将要来临，可很多思维方法的变化却很艰难

杨君：您好，王兰柱先生，欢迎您来到我们的演播室。我听说您最早是学经贸的？当初专业就是这个专业?

王兰柱：对，我是1982年学国际贸易的，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当初是学国际贸易，那时候我们是学5年，前面的三年基本上都是学英文，后面两年就是学国际贸易，主要是一些操纵的，比如像金融、保险、运输、谈判就是这些工作。

杨君：您最开始的时候，工作其实跟电视没什么关系？

王兰柱：没什么关系，应该没什么关系。毕业以后，比如说我们实习的时候，在中国工艺品进出口总公司，所以出口陶瓷、丝绸、地毯这一类的东西。毕业以后，到了国际贸易研究院，原来叫国际贸易研究所，主要做商务情报的收集，咱们国家在各个地方都有大使馆，大使馆里面有商务处，那时候没有互联网，就是电传，然后各个国家，使馆商务处的商务参赞这些人就会收集一些哪个国家需要什么样的东西，发回来，我们就编辑这些商务情报，然后再给对应的专业公司或者生产厂家，这是一个工作。另外一个，我们实际上88年以后，那会改革开放，渠道也比较多了，这个方面也不是很重要的工作了，就转成是说国外很多的大的厂商都要进中国，那时候叫合资，找合作伙伴，找原材料。我所在的部门就变成是为搭一个桥梁，国外厂商要进中国，或者是买产品或者是找合作伙伴，或者找合资公司，我们就做这个工作，就是咨询。

杨君：咨询业，然后搞一些相关的服务。

王兰柱：调查、调研，比如说我要找，比如说宝洁进来的时候，我要找一个国内的合作伙伴，我们就带他去上海佳化、天津合成洗涤剂厂很多对口的机构，去跟他们谈。还有跟政府机构的，宝洁的例子，跟管日化的，当时的轻工部，各个城市，各个省的轻工局跟他们去做一些联络。

杨君：从那时候开始，你就开始进入调查业？

王兰柱：我进入调查业的时间比这个还早。应该是84年，我大学二年级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国内做调查，我记得特别清楚是日本一些电器公司，比如说松下、东芝那些公司，他们想了解，比如说国内大家对电冰箱、电视机的需求，怎么在用，包括你摆放的不一样，可能跟电视机生产里面的一些防潮能力强不强，都有关系。

杨君：包括相关细节的调查。

王兰柱：最早我们是做“访员”，勤工俭学，有国外的公司，因为是学外语的，就找我们一些学生说，访问一些家庭，了解一些基本的情况。

杨君：最早的抽样调查，那时候看来你们理念很先进，1984年就开始做这样的调查。

王兰柱：最早的时候，没有想那么多，只是说这是学生，能做这些工作，接触社会，因为他要到各种各样的家庭去了解，访问，对自己也是一个锻炼，另外勤工俭学，可以挣一点钱。

杨君：慢慢调查成为社会主要的行业或者很重要的行业，而且您调查的深度越来越深，广度越来越大，这时候慢慢就觉得这个行业可以作为一个事业？

王兰柱：我快毕业的时候，就已经意识到这个东西了。你看国外一些情况，信息咨询业，如果从总的规模来说，并不是很大，跟制造业，跟汽车没法比，但是他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行业。而且你接触的方面非常多，这一点当时我觉得非常好的一个。就像我们上学的时候，比如说刚到北京，都是外地来，我是内蒙古来的，普通话又不会讲，又是一个陌生的城市。这些东西，我觉得带来很大挑战。等你走过这一段的时候，你就发现，对自己的进步非常的重要。我在做调查的时候，我去过很多不同的家庭，包括我熟悉北京就是这样熟悉的，你骑着自行车，到处做访问，做访问，你碰到很多人。比如说我去我去过陈佩斯最早在八一厂的家去做过访问，什么样的人都有，是一个抽样的东西。

杨君：也可以会撞到一些觉得大家很熟悉的人。

王兰柱：这个过程怎么跟不同的人沟通、交往，我觉得是对整个，我自己的深入，我自己整个发展过程，或者说成长过程是非常重要的。

杨君：你觉得那几年，让你逐步认识到调查是一件难做的事业还是比较容易？

王兰柱：我觉得不是难做的事业……

杨君：它也是人际传播。

王兰柱：这是第一步了，但第一步必须有这个能力，我从你那了解，你能告诉我，实际上是沟通能力的培养。后面为什么变成作为行业重要。最早适合国内的情况，国内最早刚开放的时候，原来是计划经济，很多东西，数据、调查都是一个系统的。比如说轻工部的，有主管自行车轮胎这个处，所有的全国出的这些都有，然后生产能力、生产多少……

杨君：他们有一个列表。

王兰柱：因为厂家是他的，而且计划下单子，你今年生产多少条，是生产子午线轮胎还是什么，这个轮胎，那个轮胎都非常清楚。改革开放以后，就变成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时候，实际上这个东西没有了，这些东西实际上有一个断层，这些企业实际上是需要这些东西的。比如说我要生产自行车，但是那些轮胎厂家都在什么地方，他能不能生产我这样的东西。原来说飞鸽、凤凰就是一个，你选择的很少，那后来，比如说自行车，天津最早的自行车合资厂进来以后，原来只有28、26这儿说，现在很多轮胎从很小一直到很大的。

杨君：这个行业是怎样的情况？

王兰柱：因为有这些需求，原来是计划经济，所有东西都有，现在改革了以后，实际上都没有了，没有人有这个东西，所以产生了非常大的需求，谁能给我提供这些东西。调查的行业，其实才能够生存的。

杨君：我们大概已经快毕业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学校回来一个老师，叫柯惠新，她是在国外搞抽样调查，那时候我还不认识您，我们要毕业，我是1993年毕业的。她教我们媒介调查.调查业包括抽样调查，调查报告在国外是非常时髦的一个事，但是咱们国内却刚刚兴起，柯老师因为在学校教课，也是实验性，讲讲有这么种方法，但是没有形成规模性的调查。后来我们在媒介中也研究媒介，想调查方法在媒介怎么引入，各种媒介的形式是不一样的。慢慢我发现，调查的方法在大量的行业中开始全面地引入了，我还写过一篇文章叫《关于调查方法在媒介中的引入》.您觉得媒介调查真正的开始时间应该在哪一年？

王兰柱：其实合资公司进来之后，就是带动了这个行业的发展，因为你想如果是我们国内的一个企业的话，对基本的环境是有了解的，有些东西不用调查就感觉很好，或者已经了解一些。但是合资公司进来的时候，外资的公司刚建一个新的市场，实际上很多东西，我们认为是很多尝试的东西，对他来说是不了解。举个例子，比如我们特别清楚的是说，原来给宝洁做浴液的时候，他说这个应该是销量估计特别地大，后来中方的合作伙伴，比如说当时的广州轻工局的，他说其实没有这么多了。然后大家做调查，比如像那时候的北方，1983年、1989年，北方大家都是一个星期洗一次澡，所以宝洁根据美国的习惯，他不是每次都用的，每天至少用一次的量。就说对外国人来说，每天用一次，这个是很正常的，按这个量去计算的，实际上发现北方是一个星期一次，这个量差了7倍。这些东西，我们认为是正常的，他却不了解，这个东西他怎么才能了解，就是用过一些调查的方法，我讲的是非常直观的一个例子了。

实际上有很多东西，我们不知道的，比如说我们不调查，包括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很多我们认为想当然的东西，实际上不是这样的。而且我们了解的比如说，是某一个水平的人，我们的生活环境是相对固定的，比如说你是大学毕业，我是大学毕业，刚才讲的例子，每天都洗一次澡，实际上我们现在很多人还不是这样。也有一个星期，一个月都有。

杨君：至少是2天。女孩特别爱干净。

王兰柱：不是简单的问题，是生活环境，比如在很多小的城市，基本上也没有。很简单，比如说平谷，肯定我敢保证不是每天一次的。这个需要了解的东西。调查实际上满足了这个程度。

杨君：实际上调查从一定程度来说，是非常科学的，而且是一种量化的。

王兰柱：对，它的理论基础就是统计学的原理。

杨君：但是统计学带来一些数字，数字就表明一种标准。

王兰柱：因为各个行业不一样，所以统计的理论用在各个行业，产生了不同的作用。

杨君：其实咱们还是举洗澡的例子，有些数字可能是变化的，像若干年前，条件不具备的时候，可能两天三天洗一次头发，后来好像觉得水也比较多了，家庭条件如果允许了，我觉得是不是所有的市场这些数字都是可变的？

王兰柱：对，应该是，如果你调查一次，如果不变的话，这个调查并没有发展的空间。刚才你说的，调查行业从没有，或者说从很小，发展到现在，应该说到今年，估计市场调查的领域，应该能产生将近15亿的市场规模。所有的调查公司业务全部加起来，应该大概有15亿的规模，从没有到现在，应该说需求是很大的。正因为刚才你说的他很多东西是变化的，比如说过去是这样的，今年不是这样的。

比如我们做收视率调查也是一样的，如果说各个栏目，各个频道，如果他的水平都不一样，做一次调查，你是排名第几，你是排名第几，都已经定了，不变的话，那就不用调查了，或者一年调查一次就行了。

杨君：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有一个跟踪的学习。

王兰柱：所以现在企业越来越精，比如说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的话，很多厂家，或者说每一个主要的厂家，都随时跟踪他的产品，比如说我在这个市场上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像我们做节目一样，我这个节目，这期收视怎么样，下一期可能更好一点，再下一期因为什么原因差一点。所以是连续跟踪的时候，你失败的可能性就小，成功的机会就多。我们经常举一个例子，这个调查，就好像一个保健医生，比如说做收视率调查，跟你保健医生，你今天随时跟你诊断你，量体温好不好，这样你得意外的情况可能性小一些。

杨君：随时去调整。

王兰柱：保障你健康地发展。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杨君：这是非常科学的，比如说你们做了这样那样的工作，做了哪一年成立了索福瑞？

王兰柱：这个是1996年的时候，我们开始谈的，现在央视索福瑞，最早是中央电视台的关联科，跟我们现在董事长跟陈若宇他们一起做的。

杨君：索福瑞一开始就跟央视联合还是开始你们做了一个索福瑞的工作？

王兰柱：外方这面最早做的索福瑞是法国的索福瑞集团，最早是法国的集团，在法国、比利时、西班牙、欧洲做收视率调查。

杨君：它也是媒介调查。

王兰柱：它其实是综合性的市场研究公司，除了收视率调查以外，还有收听率，还有汽车、医药的，包括民意的，他都做。最早的时候，他实际上1995年的时候，买了亚太的另外的一个公司叫模范市场研究公司，我那时候是在模范市场研究公司做中国，我们原来做消费者，就跟刚才说的那个。比如酸奶，上面的牌怎么写，那里面应该写什么内容。然后应该怎么样设计，瓶子的容量应该是多少，都是很细节的消费品一些研究。

1995年他们买了之后，这个法国人公司跟国内谈，那时候央视调查中心也在找国外的伙伴。

杨君：那时候好像也成立了，最开始我们还觉得挺有意思，原来中央电视台在外面简称不叫央视，后来成立了一个央视调查，说这个名字有点怪，后来叫起来，就因为是央视调查。

王兰柱：因为最早做的时候，国内如果全是计划经济的话，收视率有还是没有，并不是太难，比如说最早老胡他们做的关联科的工作，观众来信，有些节目好还是不好，内部的评价。但是一有了广告以后，整个形势就变了。因为广告主花了很多钱，广告公司花了很多钱买了这个时间，他买到了什么。一万块钱一秒和一千块钱一秒有差别吗？这只是说概念上，因为你前面东西都是一样的，一秒等于一万还是一秒等于一千。广告公司一定说我买的不是秒，我买的是效果，我一定说这个节目播出来了以后，我的广告播出了以后，有多少人看到了，这个是他需要的。这是一个源动力了。

反过来，电视台人说，我要让广告价格要加钱，要上涨，要更吸引更多的广告主，我不能说还是一秒，一秒还是一秒，去年一千，今年变成一万了，这个说不过去了。电视台也在寻求一些，我怎么能证明我这个价值，我的一秒，比如说15秒的广告，实际上卖了你1万块钱，但是我有20万人看了，这就是我的价值。另外一方面，做节目的人，我做了节目，当然希望越多人看越好了，所以也在想一些办法，说你怎么改，如果你不知道关注的是什么，其实你没怎么改，你没有意义改的。

所以从做节目的人和做广告的，电视台这边，就有一个强烈的需要，当然广告公司以前讲过了，他花了钱，他一定看到东西。所以这个情况下，1996年的时候，大家去做。做的第一个面临的问题，这个东西一定是公正的，一定是独立的，如果我电视台说做出来的话，那别人信不信。还有如果中央台做了，地方台会不会信呢？所以到今天我们仍然在解决这个问题。有的公司说你们还是跟中央台有关系，或者有的台说，你们就是替中央台做东西，其实根本不是这样一回事。为什么要把它做成合资公司，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客观公正的问题。接下来还有细节的问题，技术的问题。调查的东西，讲起来很简单，因为你去问你小孩，你作业做了没有，你得了几分，本来就是一个调查，讲起来，每天都在面临，但是要真正把它做好了，这是非常科学的东西，一定要有一个系统，有一个理论基础是什么，用什么手段去完成。依据的是什么标准，为什么可信，可以不可以验证，这些东西都是细节的东西，这些方面，如果都是咱们自己去弄，可能花的时间比较长。所以96年，跟欧洲去合作，然后把他们的一些经验，一些做法，国际上通用的一些东西，或者人家认可的东西，拿过来，这个才可以。比如说我们为什么选索福瑞。

杨君：你知道在美国尼尔森也是很有认知的品牌，为什么没有选美国，却是选了欧洲的？

王兰柱：这个还是中央台领导决定的，但是基本的问题，我想是这么几个原因了。一个索福瑞在欧洲是比较流行的，大家很多是用他的，在美国是用尼尔森的。在亚洲因为本来发展比较慢，当时在亚洲，当时的SSIG，后来被AC—尼尔森买了。当时的格局选尼尔森的比较大一些，因为到今天为止，尼尔森仍然是全世界最大的做市场研究的公司。但是这个我等于说西餐都好吃，但是到了中国，你就必须是说适合了，你在中国，意大利菜还是法国菜，但是我没听到美国菜。那你适合不适合中国，所谓适合不适合，一个是产品适合不适合，技术适合不适合。第三有没有能结合国内的情况。我觉得做得这个过程，应该说法国的索福瑞进展，处事的方法或者进入中国的理念，我觉得是跟中央台或者当时国内的情况比较切合得好一点。

杨君：没有选尼尔森一定有他的原因，选了索福瑞，必定有它的好处？

王兰柱：我不敢说没有选尼尔森是什么原因，这个我不敢讲这个情况，但是索福瑞的确有几个优势，第一个索福瑞在欧洲地区是做了很多国家，所以它有一个基础。已经国际性的广告公司，国际性的广告商已经认可了他这个方法，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说他在亚太地区的分布是比较多的，因为买了模范以后，实际上有很多的基础了。当时央视调查咨询中心，不光单做收视率，还做其他的。从公司合作前景，收视率当然最重要的，一定有其他的合作前景，因为有其他的东西。这是另外一个原因。我觉得第三个原因，它的软件系统，应该是认可的，是最好的软件系统，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重要。因为当时我们开始的时候，把这个软件给广告公司看或者给电视台看的时候，还可以做到这样。当时好像我们还在每天吃炸酱面的时候，突然说这有海鲜汤，突然是这么一种感觉。

杨君：突然觉得海鲜汤挺好。

王兰柱：我觉得这三个基本的条件，基本理由，还有一个理由，你交往的过程，你是什么样的理念，比如说一种理念说好了，你们都不会做，我来做，你不要管了，这是一个说法。你们收视率不懂吧，我来做。另外一个说，其实我们应该做的做法是这样的，我们有一个国际的通用标准，我们这样。但是你现在做的这个方法需要改进，这个事业是我们共同的事业，央视调查中心，当时有很多优势，比如说覆盖很多的地方，已经有好几年的运作经验，这个事情，技术是一个方面，但是怎么把技术用到每天的工作当中，这需要有具体的操作人员，基本的培训，基本的素质，这还有，需要一些经验的东西。这两个结合是非常好的互补关系，所以很快就做起来了。我觉得这个原因是非常重要的。

杨君：有内因也有外因，外因是采用欧洲的索福瑞的方法或者它的体系，是因为欧洲的文化和思维方式跟中国人很接近，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内因是中央电视台实际上也很想做这么一套体系，而且也操作了一段时间了，两个一碰即合。那么在你们成立了这个之后，进行了哪些工作，就是哪些大的成果？

王兰柱：我们第一个做的工作，首先要把它变成独立的公司，跟中央台互补影响的。

杨君：就是互相的帮衬，但是并不是互相牵制的。

王兰柱：因为一个独立的公司，这个从架构上做成一个合资的公司，而且为了保证被市场去接受，所以实际上在合同里有明确的规定，经营管理是由法方那边去负主要的责任。这样确定我们不是说受中央台影响。事实上我做了这么多，因为我从谈判就开始参与，到今天为止，中央台没有这个，因为中央台毕竟是大台，不会说好了，你给我做点假什么的，反正我见过的人没有任何人给我们提出这样的要求。

杨君：也不大可能。

王兰柱：对，不可能。但是你要被市场接受，所以你要真的实实在在给人家看，所以我们各个地方的调查覆盖的地方，那个点，从人员上，我一个电视台的人都不要，包括从我们这边，我们一个人都没有是中央台的，原来各个地方的点，最早的时候，央视调查咨询中心的时候，实际上跟各个台有合作，所以我们做的第一步也是很难的，一定要把电视台的人都去掉。

杨君：都给割裂掉，最好不要伸头进来,这样可以保证公正性。

王兰柱：跟任何台都没有关系，所以这个是第一步独立的公司运作，这是第一个工作。第二个工作，你要把它变成一个连续性的，因为最早的时候，央视调查中心做的时候，实际上在设计的时候，主要为中央电视台加上省台服务的，其他台都没有照顾到。所以我们做了以后，所有频道，只要你能看到的频道，我都在这个调查范围之内。你只要是有覆盖，一定有收视。

杨君：现在有多少个频道？

王兰柱：现在检测有800多个频道。这是第二个工作。第三个工作，你所有的从选样开始，用什么技术去回收这个数据，怎么样有质量保证，然后再怎么处理，怎么给用户这个体系实际上从索福瑞引进来，有一个国际惯例叫全球电视受众研究指导总则，这是国际标准，基本上参照国际标准，比如说每一步应该怎样做，都有了。第四个，测量仪的技术，最早从填写日记开始，很多国家还在用日记了。杨君：你们就是有一个测量仪。

王兰柱：1996年刚开始全部是日记，其实日记到现在也被广泛使用，包括美国也在使用日记调查，这是结合。

杨君：就是打电话去记日记。

王兰柱：不是，央户，央视选出来的样本，每个星期给留一个日记，当然表格设计比较容易填，我几点看哪一套，记下来就可以了，这些东西我们拿回来再处理。当时是这个情况。后来国内各个台发展也比较快，竞争越来越激烈，就需要更准确的，更及时的，因为日记需要14天，就等于是你今天的收视率，要高14天才能反馈回来。后来我们引进了人员测量仪，这个也是英国……

杨君：最近说你们测量的仪器。如果频道播到那，在30秒钟之后开始计。

王兰柱：其实不用30秒了，现在用的设备从97年开始装了，我们最早做的是北京、上海、广州，除了北京、上海、广州，现在就是有成都、重庆、长沙、杭州、苏州、西安、韶关、中山，现在很多城市，现在总共有17市场，使用测量仪的。除了这个以外，就是为全国覆盖的这些频道，包括中央台的频道和上星频道，另外我们有2千户的，全国覆盖2千户的另外一个测量仪网络，专门出全国覆盖的频道的报告。他仪器好的地方就是说他测量得非常准确，因为它的道理很简单的，就是说这个仪器会自动地测出你电视机高屏头是哪个频率，随便举个例子。比如说某一个频道，它的频率137，这仪器就测出来你高屏头上测137。其实他最小的反映速度应该是15秒可以了，你只要调到这个频道上15秒就能判断出来，你在看。

杨君：有一个确认系统能确认他。

王兰柱：我们有另外一个黑的设备，这个跟电视机连起来，所以电视机任何的调台都会自动地记下来，比如说几点几分几秒，到几点几分几秒，在哪个频道上，就自动地识别出来看哪个频道。所以最小的计算单位，我们数据收集回来的单位是30秒，每30秒，我就有一个数字。但是处于处理的方便或者行业的习惯，我们是每一分钟是一个收视率。属于非常准确，这是一个优点。

另外一个优点，它非常地快，我们仪器是通过家里的电话线，跟我们总部的计算机联起来的，每天夜里的2点到4：30，这个机器会自动地把这个数据回传给我们的计算机，我们早上8点钟开始处理，到9：30就有你昨天看到的，凡是能看到的所有的频道，所有时间的收视率，分一分钟的。

杨君：你们每天要处理800个频道都有是吗？

王兰柱：现在比如说测量仪每天都会收的，日记现在周期是10天，现在缩短一些。比如说测量仪的处理，实际上我们没有人值班的，都是自动的，从收集到回传，到我们自动的处理，都是自动的。

杨君：最后打出来这个曲线图或者打出来的是在机器里打，程序是编好的？

王兰柱：自动打也可以，但是后面是这样的。数据都出来了，后面我们自己出，因为你用纸面的报告很死板，你只有一个，比如说我要有一个收视率，其实后面分析的东西，可能分析得非常非常多，所以我们都是在用户的机器上面，包括中央台的关联处他们那边就有很多台电脑。你用这个数据，加上我们给提供的法国系统，你可以做任何的分析。就像你是研究人员一样。

杨君：我点，要哪个材料就来配。

王兰柱：对，甚至比如说你这个表，表图在上，这个是收视率，这个是频道，我要调换一下，电脑上一拿，就跟我们鼠标抓，就换过去了，所以做很多东西。

杨君：很多自己来进行程序排序，或者出相关的组合。

王兰柱：比如说我要看总收视率，比如说4岁以上的是5了，我想看儿童的多少？你可以说几岁到几岁的，我只看几岁到几岁的，或者说我只看哪个时间的。

杨君：就说你们主机有一个线或者说有一个系统是跟他们连着的，数据传来以后，他们就可以进行相应的组合的处理。

王兰柱：我们现在就说，数据处理完了，放在我们的服务器上，他们随时可以上网把数据拿过去，他自己电脑上就可以做。

杨君：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收视率，最近每个星期二要念一遍收视率，说上星期就是你新的一期，忽然有一天发现中央电视台和山东电视台排在一起的时候，还有些栏目山东电视台是很靠前的。

王兰柱：现在东西都有了，然后具体怎么表现，然后哪一些是给不同的人看，比如说给台长看，他们关联处自己做了，要给制片人看。

杨君：一套栏目，比如说一套的频道是排序，所有的12套。12套目前还没有，11套，还有一个全国的总排序。

王兰柱：都可以。

杨君：现在有了，山西也有了，一排才发现，中央电视台若干栏目，并没有想象得那么乐观。

王兰柱：这个就是说回到刚才我们最早谈的调查的时候，我们每个人感觉的话，好像我们知道，但是我们知道的前提背景是我们在这个范围内都清楚，但是因为人的参照系不一样，所以等你都放出来的话，那就不一样。

杨君：情况有很大的改变。王兰柱：所以调查希望能给一个全面的，比如是有一些东西不需要看，比如说我们一个栏目，一个背景是说，我们只是在部里面，经济信息部，我只是在经济信息部，这是我要关心的，我是排名第几。另外一个，可能全台有一个总评比，我在全台怎么样。

杨君：我后来发现，经济信息部的第一名在全台27名。

王兰柱：另外就是说，可能是全国的，或者说跟其他，在北京或者说跟湖南的情况不一样。所以各个台不一样。

杨君：结果全国一排是270名，非常不乐观。

王兰柱：完全不一样，你在什么环境下，什么背景下去评比，或者说怎么样给他一个评估，都不一样的，要根据不同的要求，对这个节目进行评估，我们能做，我们把这个背景，所有不同的背景都给你们，电视台根据自己需要的情况去参照。

杨君：换背景，参照系就是一种背景，其实现在看来这个调查，收视率调查，最早是为了广告，最早电视台是以广告养的时候，是想给客户一个说明，一个说服他们的办法。后来发现，这个收视率很有用，其他方面很有用，现在其实收视率倒成为制约电视台发展的重要因素。

王兰柱：这个怎么说，国内是有两个情况，一个就是说应该在国外谈，比如说西方国家，所有的商业电视台，实际上他参照最重要的指标就是收视率。比如说美国的《新闻60分》这个节目。

杨君：尼尔森榜上的节目排名很高。

王兰柱：《新闻60分》节目前一段时间做了调整，最有名的主持人，可能被换掉，你知道原因为什么吗？原因就是他谈论的话题，吸引的观众是年龄偏大的。

杨君：是迈克华莱士吗?

王兰柱：他做了这么久，应该说非常成功，做电视的人几乎都认可他，而且收视也很好。

杨君：70多岁了。

王兰柱：但问题是收视观众层面是偏老的，或许与他谈论的话题有关,而不是年龄的问题,这个对广告非常不利。

杨君：因为年轻人喜欢有些活力的话题。

王兰柱：因为年轻人消费趋势很强，另外在电视这个媒体里，他接触老年人的机会非常地多，比较容易，你做任何一个节目，实际上你发现，老人都看得多，这是很自然的现象，因为年纪大的人看电视的人多，年轻人在所有的节目观众构成中，年轻人越多，占的比例越大，实际上你这个越值钱。为了这个原因，我既然做得这么好，但是我仍然需要换人。为什么呢？我要改变我的观众构成，这样我带来更多的广告价值。所以我觉得是对商业电视台来讲，他追求的是高收视，而且是有高收入观众的或者说叫高价值的观众的收视率，这是他追求的。商业电视台确实是这样的。政府电视台或者叫公共电视台可能性质就不一样。

杨君：电视台是为所有的受众服务的。

王兰柱：你刚才说的收视率到底是说怎么跟电视台，到底是怎么样的关系，我觉得很简单，在西方来看，民营电视台或者叫商业电视台，追求的就是收视率，你没有收视率，节目淘汰很简单。但是在国内，当然是不同的情况了。国内因为电视有一个双重属性，一方面你要挣钱养活自己，或者说挣得广告费越多越好，因为你拿着广告费还得发展电视了。另外一个，电视的使命就是说要传播，还有政府喉舌的作用。这两个实际上跟收视率，为了这个目的和为了这个目的用收视率是不一样的。总得来说，应该是一致的，因为我一直在讲，即使你是宣传的话，你是希望达到宣传目的的目的了。一个选择是说你就这样选择，你可以不考虑收视率，最后的结果是没人看或者很少人看。另外一个，我注意了收视率，可能我宣传的方法改变一下。就很简单，咱们前几年做电视的人说，你是用说教去让人家吸引，还是强迫他收看，是不是把一些事情说得平易近人一些。当然这个是非常简单的一个例子，具体的做法，可能是有各种各样，千差万别的。这是一个情况。比如像欧洲，他也有公共电视台，包括BBC。

杨君：美国的公共电视台萎缩了，不知道欧洲怎么样？

王兰柱：欧洲还有，比如说英国的BBC，像法国的FRO，很多，欧洲基本上还是有一个国家电视台，但是欧洲的情况不一样，因为国营的电视台，实际上他不是靠广告为生，所以他有政府给他的钱。比如欧洲很简单，大部分都是用电视税的。你买电视机的时候，你一定要交多少税，叫收视税，而且这个不是说你买了就可以了，你明年还要交，根据电视机尺度的大小每年要交钱，这个钱实际上交给政府以后，政府给了政府台或者叫公共台。所以它有一个生存的环境，也良性的生存环境，国内这个也没有，所以大家看收视率的时候，就不一样，如果你站在政府的角度，怎么我想说的好像收视率跟电视剧，举个最简单的。电视剧好像宣传作用没那么强，好像收视率都很高。比如说有一些节目是政府希望做的，但是收视率又偏低一些，好像有一个矛盾，但是我觉得这个不应该收视率造成的。

杨君：它是由于电视可能本身的功能和属性造成的。所以收视率就是说除了刚才来体现覆盖率的多少，或者说体现事业的红火程度以外，现在咱们中央电视台慢慢意识到，电视台的兴衰跟收视率的判断有直接的关系。

王兰柱：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一样的，跟其他的行业也一样，这不是电视的特殊。比如说优胜劣汰是自然的一个，比如说电视台，如果你的节目做得或，收视率高，所以广告收入就多，广告收入多，更多的钱去买更多的节目或者请更有名的人，这个是正常的。现在设想一下，如果没有收视率，电视台会大家都繁荣，大家都好，那个时候，就变成是另外一种规则了。

杨君：游戏规则不一样了。

王兰柱：现在大家认可的规则是说用收视率，当然不是唯一的指标，还有其他的一些指标，无疑收视率是最重要的指标，这个规则就像一个裁判一样，这个规则情况下，大家去优胜劣汰，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就刚才我说的那个，节目好，看得人多，广告费多。

杨君：那是一个良性循环。

王兰柱：反过来是另外一个状态了。应该对电视行业发展的优胜劣汰，创造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

杨君：其实刚才你说的一点，给我非常大的启发，其实看来这个收视率并不是说电视台刚刚有的，而是中央电视台或者国家的媒体使用没有意识到，作为企业本身，应该跟其它的产品一样，早就要有市场调查。

王兰柱：对，我们说的对其他行业来说，这个做法其实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比较早了，我们说的电冰箱行业，它也有一些评比，一些规则，比如说你是不是环保，你是用氟利昂的还是用替代品，然后你的节能性怎么样，然后你的噪音是不是低。这些标准，实际上都在自然的过程当中，已经是用这些东西在淘汰了。

杨君：已经完善了。

王兰柱：过去我们电视台淘汰有什么规则吗？没有，节目淘汰有什么规则吗？没有。最早计划经济体制下面，电视机说，为什么当时我们说，一百多条电视机生产线，到现在也是很大的问题。那为什么？

杨君：盲目建设。

王兰柱：因为你没有规则，上不上生产线，生产不生产，不是一个市场经济规律在发生作用，是人内在发生作用。

杨君：其实这是非常危险的。

王兰柱：现在电视机就剩几个牌子了，原来有200多个牌子的电视机，现在就没了，现在比如说成了30个牌子，这30个牌子，生存就生存了，死掉就死掉，这是非常自然的现象，这不是谁的错了。如果没有这个状态的话，我们可能还是买不到电视机了，电视台也一样了，我们现在有很多，这么多频道，怎么才能通过一个竞争机制，最后能说，我们有非常优良的节目，好多栏目，真正能达到说又能观众喜欢，又能达到政府宣传呢，什么规则，这个规则我并不是说不上一定是收视率，但是收视率肯定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杨君：市场调查应该是传媒企业的一部分，而不是最近刚刚发明的新生事物。

王兰柱：这也是跟其他产业一样，比如说，你怎么才能做出来你的电视机比人家的电视机好，比如说TCL，为什么他说我是画王兰柱，或者说我的这个是叫音响电视，为什么他会说。为什么他就有可能卖好，所以前面是寄于的时候，调查的时候，了解的时候，大家到底需要什么东西，其实说到底，在这个产品世界里，消费者最需要的东西就是最好的。

杨君：什么是最好的，咱们先得弄清楚。

王兰柱：所以必须需要了解，他怎么认为最好的，而且这个东西，最早我们开始说的它是变的，它是不断的变化，比如说我们最早的时候，我们是追求屏幕大小就可以了，现在等大家都做成这么大屏幕的时候，屏幕也不是很重要的，因为大家都一样了，所以我屏幕直角的，还是传统显象管，等这个大家又变得一样了，可能观众会说，你是不是立体声的。

杨君：品质、追求不断提高。

王兰柱：到现在说，这个立体声大家都一样了，现在说你是不是可以直接上网的，有没有这个功能，其实这个功能可能大家都不会在用，等于这个需求在不同阶段是不一样的。一个厂家只有是说我随时了解，即使了解他的需求，用生产这个产品去满足他这个要求的话，那就可以了。比如说前段时间，我们说那米洗衣机，我想问一百个人，一百个人都不知道那米洗衣机到底是什么东西。而且那个很多专家已经说了，这个纳米技术现在根本不能做到这个程度，如果真的有那米洗衣机了，大家不用洗衣粉了，因为它是用专门的生物技术去做的，或者说这种技术去做，不用洗衣机了。现在很多厂家已经在生产那米洗衣机了，你说这种东西是什么。

我们不是赞成应该做愚弄消费者了，但是实实在在证明了一点，你是不是能够比消费者想到的，人家有一个需求，你就有一个东西去满足他。

杨君：就是时刻的，要马上了解到消费者最需要是什么，然后你给他，就这么简单。

王兰柱：所以说回到我们电视也是一样的，我们可能做电视的人经常会说。这个节目我喜欢，但是电视不是给你看的，所以也可能，我们很多发现，我们做电视的人，电视这个圈里觉得栏目很好，但是一到老百姓那就不知道了，因为这个就是差异了。我们谁去了解老百姓的，我们经常会发现，特别有些电视剧，大家都看不上，比如说《还珠格格》，如果做电视的人去看或者说五是真正据…

杨君：我觉得可以说没什么技巧。唯一的老百姓喜欢，那他就是成功，有市场。

王兰柱：至少有一些节目，我一直在讲，你可能你先适应他，即使我们肩负的另外一个使命，弘扬民族文化，给他要高尚的东西，阳春白雪的东西，这就不错了。但是如果你不吸引他，他看都不看，你连机会都没有了，所以至少我先适应你，然后在这个层面上，这是我们文化人也好，电视工作者也好，文艺工作者也好，他们另外一个使命就是一定在这个基础上有个提升，这个就达到了弘扬民族文化或者说达到了传播的效果。

杨君：这个思维正常，这是对的。其实前些年，我们很羡慕国外，你看日本，人家电视剧，拍了一系列的，搞调查，刚拍了第一集第二集，老百姓想要什么，现编，咱们觉得很新鲜，其实人家很早就已经用了。

王兰柱：现在咱们很多栏目在做了。比如说广东台的《外地媳妇本地郎》已经演了2、3百集了，他也在编。当然不是所有的节目都可以这样做了，但是有些栏目或者有些节目是可以这样做的。这实际上强调了比如说电视你是一个大众的东西，是一个通俗的东西，所以你照顾这个层面一定是说非常广泛的，普通的这些观众，你照顾了他们了，对你的收视就会有贡献。

杨君：由此看来，这前面有很大的宽容度，我想说的，媒介调查业来说，还有特别多的工作要做？

王兰柱：应该是，比如说像西方的台，其实每一个栏目，你从策划、从选题，从杨君的风格，到最后一些评估，都要有一些研究。这并不奇怪，就跟任何一个产品一样，比如说做一个非常可爱，事先做了很长的研究，做完了以后，发现，比如说我随时也得调整，比如说非常可乐做出来，去跟可口可乐争，在城市里根本争不过，所以我走农村，所以最后非常可乐销量，真正对可口可乐造成的影响是说我把底下一级市场都占了，在城市里面，这个现状，但是我有这个经济效益以后，我再想其他的东西怎么做。这是一样的道理。

杨君：就像你说先占住，让大家先看，或者先喜欢。

王兰柱：应该说包括市场调查也好，媒介研究也好，就像我一直说的是一个保健医生，不是万能的，你真有问题了，他给你解决，他只能告诉你现状。他说你现在，可能因为时间安排晚了半个小时，所以导致你收视率掉了一个点。怎么解决？调查是给不了你这个，如果你是随时跟踪的话，做节目的人也好，做研究的人也好，变成自我在学习了。我上回这么动了，但是失败了，所以下回我不用这个了，或者说别的频道是这样做了，这叫不灵，然后换别的，如果延续下来，变成自我学习的一个过程。

杨君：咱们刚才谈到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不光电视，也许广播，也许很多报纸，所有的媒介都跟车床车零件似的。

王兰柱：关键上你做电视节目，一定要要把它做好，以收视率，假如说创收或者说收视是你的目的的话，做电视节目，一定我是生产流程，我跟其他产品没有不同，我就是一个产品，我生产的是产品的话，你就遵从他的规律，这个规律随便你找个产品，随便哪个企业已经走过的路，并不是我们发明的，如果在这个概念下面，很多事情非常容易理解了。

在这个层面上，电视人要尊重他的特殊性，刚才我说的，可能有双重属性，不可能说为了这一个属性而荒废了另外一个属性，这也是会有其他的问题出来。

杨君：由此看来，我们中央电视台对你的索福瑞调查数据，依赖程度到了要到末位淘汰的程度。

王兰柱：比如刚才说的末位淘汰，其实很多台，湖南经济台，在很多年前，就是类似的，他不是叫这个名字，比如说你记者或者说主创人员的工资奖金实际上跟收视率挂钩的，这个差不多三年前，去湖南金视的时候，我第一次去，一上楼梯，楼道里面贴的，你这个期，上个月评比，你的收视率多少，比规定低了0.5个点，你这个月的奖金不是200了，已经是100了。现在用这个去做评比的，评估的，越来越多的台在评估。

杨君：后来作为今后的一种制度想延续下来。

王兰柱：这里面也有几个问题，也跟电视台的领导，具体操作的人都在说。收视率是很重要的，但不应该是作为一个唯一的指标去衡量这个节目。就刚才说，因为你还有其他的因素在，等于你的目的不一样的话，所有你不能拿一把尺子都去拿，究竟要配合什么样的因素，这就是各个台，各个栏目，根据他本身的性质不一样，有个综合的考虑，但是有一点，收视率肯定是最重要的一个指标，但是绝对不是唯一的一个指标。

杨君：是的，那么今年在湖南金节期间，你们也发布了由北京广播学院和金鹰节联合发布的中国市场报告的白皮书，这个电视市场白皮书，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王兰柱：当初想，我们做了这么多年了，对电视这个行业的了解得比较多一些，有的人说做电视的人还不了解。

杨君：不全是。

王兰柱：你只了解你在的那块，我们的优势就在于，我们刚才说的800多个频道，我们基本上都会了解他的这个东西。这是一个方面。所以我们就希望说把一些经验，有一些共性的东西拿出来跟这个行业的人去分享，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观众怎么去看这些东西，我们一直在讲，都是站到做节目的人或者站在电视台的角度去讲的很多，但是很少人站在观众的角度，我怎么去看，因为他们人数是很多，但是没有一个代言人，所以我们就想说，观众是怎么去看的，所以有些规律性的东西，也总结出来，给做电视的人看，这个行业里的人看，这是第二个考虑。还有一个考虑就是加入WTO以后，很多外国的频道已经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进来了，很多的投资公司或者说投资商也是虎视眈眈的，拿着钱找机会了，我们国内做电视的人也好，电视台的人也好，这时候天要变了，这个形势要变了，有的人说狼来了，有的人说怎么样。

杨君：各种动物都来了。

王兰柱：我们就想说，试着探讨一下，国外传媒公司的加入，对国内真得是会有什么样的冲击，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去考虑，这一些方面，我们做一些适当的探讨。

杨君：以什么样的形式探讨？

王兰柱：就是在这个报道里，我们也提到了，整个市场是这样的。当年我刚才说过其他产品一样，那时候日本电视机，现在没了。这个过程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作为一个企业也好，或者作为一个电视台也好，长远来说，比如说中国的电视肯定是没有问题的，这个是确定的，就像当年虽然日本电视机进入那么多，但是最后肯定胜利是国产的电视机，当时也能看得清楚，现在一样，同样看清楚，最后的结果，肯定是说我们的电视肯定不会有问题，肯定会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作为一个阶段性来说，什么时候做真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也试图在这方面至少抛砖引玉，这个问题是很大的问题，我们希望做一些工作。这是第三个方面的考虑。

第四个方面的考虑是数字化的电视，大家谈了很久，美国、加拿大已经实现了数字化的播出，从数字化的播出到用户端的电视机的更换，从标准清晰到高清，然后再到很多很多东西，加上互联网跟数字技术的发展，今后到底面临我们的是什么，我们的前景是什么，对于我们日常的经营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对我们的思维会有什么影响。电视也可能再过十年，不是我们现在的概念了。我们现在也说不好，但是我们能在可以预见的范围之内，我们必须了解这个东西，我们还做了一些，调查，我们目前的电视台的工作人员，台长也好，技术总监也好，或者说主管广告节目的台长也好，他们到底对这个事情什么样的认识层面，我们认识的层面和现实到底差距在什么地方。我们也想做一些探讨。

最后一个方面谈到节目，频道是有这么多了，就像我们报告里说的，我们总共大概需要9万多个小时的节目播出，播出量是这么大。9百万，实际上我们生产的全部加起来，可能也就是在200多万。

杨君：还有700万重播。

王兰柱：重播一次，你就加一倍了，500万，重播两次才700万，但是不是每个节目都可以重播的。

杨君：因为有的不具备这样的品质。

王兰柱：节目的差异又这么大，但是国内的生产制作情况又是怎么样的。现在我们谈到民营，但是整个情况怎么样，这个过去没有人做过的，所以我们跟广院合作，接触到了国内一千多家制片商，各种各样的其中对300家有一个比较详细的了解，一个抽样的方法。有一些综合的分析，因为这些资料是第一手的，原来没有人做过的。当然最后报告的方式只能是汇总的方式，因为涉及到每一家的机密了。总得来说，通过这个报告，希望对业内的人士，有机会，稍微完整的报告，我们不敢说这个报告有多么多么准确，但是尽我们的努力已经做到了，对这个行业，从节目规划，到生产，到制作，到播出，从电视所处的竞争态势到今后的发展，今后的数字化的影响做一个稍微全面一点的描述，很大程度上侧重对现状的描述，中间也提到了一些趋势性比较明确的东西

王兰柱：我们主要的目的是希望以后每年能有一个断面性的描述，加上一点，我们觉得有把握的预测，这个预测我们也做得非常小心，所以你在书里看到很多这方面的学者、专家，有经验的人也好，我们开了三次研讨会，我们提一些观点，最后的写作是我们负责，我们做完了，大家认同不认同，也不是简单的。

杨君：这个过程更真实，更完善？

王兰柱：这是一个，另外一个，现在我们也在筹划另外一个报告，也希望做成类似中国数字电视广告。比如说数字电视，我们做的过程中，跟广院一起研究的时候，包括跟国际电视总公司李健讨论的时候，也发现了一些非常有必要讨论一下数字电视的问题，可能情况来的，各个事情发展得要比我们想象得快得多。而现实当中，我们好多的电视从业人员，包括台长，管技术的，管节目的和一些管制作、播出的，都没有意识跟他的差距非常大。

一旦来临的话，可能我们很多思维的方法的变化是很难的。比如现在我们是以频道为基础的，你是以频道为基础的一个传播方式。一旦数字化电视真正来临的话，频道不是很重要了，频道是非常好的资源。很多人的管理模式，我们的思维模式，或者是我们制作的方向可能由频道转移成以内容，这个过程说起来非常简单，大家都在做内容了，但是很多的东西都在变，这是很重要的东西，能够在这个行业里起到促进的作用。大家开始关注这个问题。现在关注度不够。

杨君：我也挺关注的，我基本没时间研究，但是我在关注它，我在发愁，2008马上就要来了，到时候全数字播出，怎么播出呢？

王兰柱：对，现在关注越来越多了，但是有没有能够帮助我们的。所以我们希望出一些具体的东西，就是说有多少种选择，真正的数字电视来的时候，先从哪儿影响，就像地震要来，先来是什么，我们可以参照国外发生的情况，还有国内有意义的尝试，包括上海、广州、苏州。

杨君：上海好象是要开播一个数字的？

王兰柱：对，这些我们稍微总结一下，会是怎么样一个情况。数字化对我们的影响第一步的影响是怎么管理这个，怎么经营这个台，这个是非常大的，而且是大家不会期待的。

杨君：2008年就要改变了？变化很快？

王兰柱：它是一个逐步的过程，但是这个会来得非常快。现在还是频道的，但是一旦数字平台搭起来的时候，说你有300个的话，这就变成，也有例外，比如中央一台肯定没问题，电影频道，可能很多的平台搭起来了以后，很多的方式找电影。数字变成一个平台，你要找的就是我找电影，就跟互联网电影，300个都是电影，电视怎么办？所以造成，你刚才提到垄断，电视现在的经营仍然是资源的垄断造成的。你是因为有资源的垄断，所以你成为一个台，这个东西很快就没有了。

杨君：数字一搭起来以后，兼容度太大了，原来只能放50个台，现在能放800个台？

王兰柱：台的概念逐渐没有了，变成了栏目、频道。最后跟互联网一样，我搜索一个东西，比如打一个《对话》，但是还要有特色的，内容变成是什么东西了，那个时候你才容易被观众找到。所以这个就变成说对具体的人，首先对台里的影响，所谓原来的很多的行政人员，可能都觉得越来越弱化了。就变成说，对比如说栏目的制片人、或者说主持人，他们的机会有了，他们的机会是我怎么把这个东西打造一个品牌，我怎么能创造一个气氛，利用一个机会，观众能接触就可以了。原来放这个节目，以后审批还是要审批的，比如新闻什么的。

杨君：但是只要做一个好节目，放在哪儿播不重要？

王兰柱：原来依赖频道做的，但是依赖少了，我觉得更多的是依赖我自己做的东西。

杨君：但是竞争就更强了，怎么做得更好？

王兰柱：谁意识到这一点，比如你做一个个人价值的，个人特色的。

杨君：特色是不可取代的？

王兰柱：你只能创作一个别人不可取代的价值出来，而这个价值被市场所认可的。

杨君：那你就比较占点便宜？

王兰柱：对。

杨君：你的报告对我们非常重要？

王兰柱：对，我们希望做一些研究，能够对这个行业的人，做电视的人有一些启示。应该说做电视我们还是外行，我们做调查是可以的。

杨君：大家是互补，我们没有大量的时间找数据，找来的是不是真实，是不是最先进的，有这个问题。但是最好人家给我们找来了，用他的就好了，所以电视首先得有特别高的人告诉我们怎么干，他就去干了，不可能自己找源头？

王兰柱：至少是提供一些要意义的帮助。

杨君：我估计现在95%的人都没有意识到，五年以后改变了，很多人可能还没有准备好。感谢您来到我们的演播室。

摘自《杨君访谈媒体人物》返回搜狐，查看更多